TS赵恩静

　　中国日报网8月2日电 欧洲《现代外交》杂志日前刊文称，美国国际政治教授莫妮卡·达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和政治学助理教授西迪塔·库希(Sidita Kushi)合著的书籍《死于剑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Dying by the Sword: The Militariz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对1776年至今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她们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干预有所增加。过去，使用武力被视为最后的手段，而如今的美国奉行一种被称为“打地鼠”的安全政策，更具反动性且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

　　通过这本书的七个章节，使读者对美国帝国主义有一定的认知。作者讨论了美国不同时期的扩张主义，阐述了外交事件的转变如何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她们认为，美国早期的扩张主义是由强大的“天定命运”意识形态以及维护腐蚀性奴隶制制度的美国国内利益所驱动的。这导致美国在19世纪，将其大部分军事力量用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战争，并通过军事干预主义向西扩张。

　　书中写道，在1865年至1898年期间，美国选择相对孤立主义作为其“新的大战略姿态”。然而，在20世纪初，美国采用了新的大战略，重点是在西半球扩张。1898年美西战争的结束也为更具侵略性的扩张主义奠定了基础，美国吞并且占领了太平洋上更遥远的领土。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总统任期内，美国用“大棒外交”、“美元外交”和海军力量来保护其在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商业利益。

　　书中还讨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大事件。作者追溯了20年的危机时期，当时，时任总统罗斯福将美国的宏大战略从孤立主义转变为作为大国深度参与的外交政策姿态。尽管采取了孤立主义政策，但美国仍继续在一些地区控制有利它的外国政权，以保护其商业利益和自然资源。

　　书中写道，美国时任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承担了监督冷战成功结束并创建他所谓的“新世界秩序”的任务。这个时代以美国更具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而闻名，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和干预主义都是基于普遍人权的目标。作者强调，冷战的结束给美国带来了不确定性。在没有具有挑战性的大国的情况下，美国发现自己没有宏大的战略。然而，美国扩大了北约，组建了其他安全联盟。“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从多边主义转向“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的思维，武力成为其全球反恐战争保护伞下的第一道防线。

　　在追溯美国走向动能外交的道路及其对美国未来权力、繁荣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时，作者讨论了无人机战争计划的兴起，它取代了传统的军事工具，已经历了历任政府的大战略转变。无人机政策反映了美国在全球进行军事干预的最新手段之一。“9·11”事件后，无人机战争已经成为了美国反恐政策的代名词，他们一直在许多国家专门使用武装无人驾驶飞行器和无人机来打击其所谓的武装分子。

　　书中还对“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后果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将全球军国主义和国防开支置于国内项目和经济支持之上，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从广义上讲，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已从领土扩张转向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政权更迭。这种在国外进行政权更迭的政策将美国从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灯塔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惧且日益反感的全球行为体。

　　在美国的全球霸权在新兴的多极世界秩序前衰落之际，这本书颇有见地地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海外军事行动。总的来说，书中强调了美国干预的目标包括领土扩张、保护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推翻和扶植外国政权以及维持其全球霸权。作者指出，美国将一直继续依靠直接的军事侵略、秘密和特别行动以及经济手段来支持或推翻外国政权。 【编辑:李岩】